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作者：宋冬何玉玺

杨晓明：从博士后到研究所所长

从博士后到研究所所长的路有多远？是什么使一名普通科技干部迅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973首席科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所长杨晓明研究员的成长历程，或许能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能够为治愈肝病出力，选择基础医学研究我不后悔。”1993年底，杨晓明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吴祖泽院士实验室做了一名博士后，开始了从临床医学向基础医学研究的重要转型。舍弃“钱”景好的临床医学，在常人看来是件“不合算”的事。杨晓明的回答朴实而真切：“读博士时，看到了太多肝病病人痛苦的表情，所以意识到仅仅依靠临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基础研究弄清肝病的机理，探索治疗肝病的新技术新方法，才能解决更多患者的病痛。”杨晓明在导师吴祖泽、贺福初两位院士的指导下，博士后期间就克隆出了人肝细胞生成素的cDNA，并完成了其原核表达及生物学活性研究，为临床严重肝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有效药物。这项研究入选1997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拥有两项中国发明专利。

1999年，杨晓明又做了件“不合算”的事。那一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肿瘤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单位要求他提前回国参与一项重要课题研究。面对外方提出的一系列优惠条件，杨晓明毅然选择回国工作。回国后，在研究所的支持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对HGF致肝癌转移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关注。随着蛋白质组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凭借在肝脏生理病理研究方面的经验和优势，杨晓明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开展了肝脏蛋白质相互作用连锁图的研究，建立了大规模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技术平台和目前国内最大的相互作用蛋白质数据库，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相互作用蛋白质，从激烈的科研竞争中脱颖而出,在PNAS、CDD、JBC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SCI引用达242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高等级奖励5项，被总后勤部评为“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科技银星”，获得国家杰出青年人才基金资助，2006年成为国家科技重大研究计划项目（973）“肝脏蛋白质组重要科学问题”首席科学家，为贺福初院士团队获得“国家优秀人才群体奖”、全军首届“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还兼任中华医学会辐射防护分会副主任委员、核学会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中国生物物理学学会理事、全军放射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面对这些耀眼的光环，杨晓明却丝毫不谈自己：“我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军队良好的人才政策，离不开医科院良好的科研环境，离不开几代科学家的深厚积淀，离不开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张成岗：交叉学科间“嫁接”成果

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说，创新是科学房屋的生命力。对此，张成岗有深切体会，他就是靠着创新，在短短的几年中，夺取了以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为代表的科研成果10余项。

张成岗常说，“分与合是事物的两种运动方式，搞科学研究的人既要善于在合中分，更要善于在分中合，合是产生新事物的基本途径。”大家对张成岗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善于进行学科交叉融合，他现在从事的生物信息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都是他“嫁接”的结果。

1998年，张成岗即将博士毕业。一天，他在科技导报上看到贺福初的文章《呼唤理论生物学》，被该文深邃的洞察力强烈震撼。他了解到贺福初正在领衔蛋白质组学这一国际前沿研究时，当即决定：做贺福初的博士后。

怀着忐忑的心情，张成岗拨通了贺福初的电话，贺热情地邀他面谈。当年6月，张成岗顺利加盟贺福初的团队，在蛋白质组学实验室开始从事人胎肝转录组研究工作。事也凑巧，9月份转录组负责人因故离开，贺福初指定张成岗接手转录组。当时，有的人不服气，认为张成岗还算是个学生，虽然有一些思想，但许多想法似乎离谱。贺福初却说：“博士后就是要实现从学生向学者的转变，我看中的就是他的异想天开！”

做博士后期间，张成岗以敢想敢干著称。他们实验室开展的蛋白质组学和转录组学研究，本身就是新兴学科。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快速发展，蛋白质序列以指数形式骤增，客观上要求采用信息学技术去挖掘这些蛋白质序列所蕴藏的生命意义。张成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发展趋势，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那些日子，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一边请教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寻找快捷、安全、稳定的操作系统，一边利用这些系统建立数据分析平台，对成千上万个克隆进行测序分析，在实践中综合比较鉴别系统性能。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组建立了基于PC机/Linux操作系统的本地化的生物信息学综合分析平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01年，他对两年多的试验进行归纳梳理，撰写了《生物信息学方法与实践》一书，成为国内首部面向应用的生物信息学专著，在生命科学领域引起积极反响。

博士后出站后，张成岗创新的步伐迈得越来越稳，几乎一年涉猎一个交叉学科。为使科研为部队服务，他先后到海陆空和二炮部队调研，着眼部队现实需求，组织开展了非电离辐射等环境因素对神经认知功能的影响。他充分利用在分子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优势，根据以往同类研究的不足，带领课题组重点进行非电离辐射致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分子基础研究，包括大脑皮层、海马等部位的神经可塑性及其相关分子剪接调节机制，以及血脑屏障、脑结构、脑功能异常和脑保护等方面，为研发非电离辐射损伤的新型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几年来，张成岗游走在生物信息学、神经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生物剂量学、组织胚胎学和定量行为学等数个学科之间，在每个学科都有所建树、有所创新。由于成绩突出，张成岗2006年被总后勤部评为“科技新星”。

陈肖华：一片“兵”心在玉壶

炎炎烈日，酷暑难耐，一场核恐怖袭击医学救援模拟演练正紧张进行。一支身着白色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的队伍正娴熟地侦检、抢救、后送，所有动作干净利索，一气呵成！

演习结束，首长接见队员，惊奇地发现摘掉面具后的队员中，站在排头的竟是一位老“熟人”--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的陈肖华研究员。陈肖华刚刚为该部卫生系统进行过防原知识培训，不久前与首长见过面。看到大汗淋漓的教授，首长伸出大拇指：“陈教授，好样的！台上做老师，台下当战士。”陈肖华谦逊地回答：“我只是普通一兵！”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事故医学救援专家组专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军队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部级应急专家，陈肖华先后在“长城”系列国家反恐综合演习、总后勤部“三防”演习、“博鳌亚洲论坛”和“2008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中一展身手。每一次重大任务，年近半百的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急难险重的考验面前总是冲在最前面，被大家称为“超级战士”。

陈肖华有很多“头衔”：国际原子能机构委员会委员、国际辐射研究协会委员、亚洲辐射研究协会委员、中国医用辐射装备防护与检测委员会委员、北京核学会副理事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防原医学教研室主任……在这所有的称谓中，陈肖华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战士”这个名字，他说这两个字眼虽然普通，但比金子还贵。

陈肖华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获甲等医学博士。在日本，他有收入颇丰的工作，有优越的科研条件，还有美好的发展前景，导师和同仁都劝他留在日本。但他不为所动：“中国有我的父老乡亲，我要把热血和汗水洒在自己的国度。”1996年，他毅然回国，慕名来到全军医学的最高学府--军事医学科学院，做放射医学专业的博士后。

做博士后期间，陈肖华多次到部队调研，随着与基层官兵的“零距离”接触，当兵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导师告诉他搞军事医学要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艰难困苦、长期坐冷板凳的考验。陈肖华回答：“我准备好了！”出站前夕，他找到研究所所长，开门见山地说：“我请求入伍，请相信我，我会当一名好兵！”

从此，陈肖华开始在新的人生航程上践行自己的诺言。无论高温酷暑，还是冰霜严寒，每年他都要拿出大量时间深入到基层部队进行调研、授课、搞防原医学培训。

北京奥运会期间，陈肖华受命参加核心赛区的安全保卫工作，担任“三防”医学救援队现场急救组组长。这是一项险峻的任务。急救组是“灭火”队，一旦发生恐怖袭击，现场非常危险。有人劝他说：“您是大专家，筹划指挥就行，别‘冲’现场了。”他说：“战场上只有战士没有专家，不“冲”现场还不如回去作试验！”

从进驻赛区到安保结束的近100天里，大小演练数百次，陈肖华每次都是冲在最前面。急救组队员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体力都很好，为了赶上他们，陈肖华经常在休息时间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在烈日下练长跑。看到鞋子里倒出的汗水，连在同一地点驻训的特警战士都翘大拇指。

奥运安保备勤期间，现场急救组先后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大型演习几十次。尤其是在开闭幕那几天，他带领队员24小时吃住在车上，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为平安奥运做出了应有贡献，陈肖华也因为突出的表现荣立三等功。（宋冬何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