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珠 岁月留痕 爱在延续

看望自己的“杰作”——诞生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

与已经长到20岁的试管婴儿郑萌珠一起合影

1980年6月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前，探望林巧稚大夫

1982年5月访问北非三国，到达摩洛哥

张丽珠小传

采写/本报记者 余运西 通讯员 姚永玲

人物对话

“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

记 者：从医这么多年，您怎么看待医生这一职业？

张丽珠：在我刚做实习大夫时，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被人叫醒。那时，从我的宿舍到抢救室，要穿过好几个庭院，一路上“伸手不见五指”。但我顾不上害怕，很快振作精神，投入抢救。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医生手里把着的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我觉得，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正面对整个社会。

记 者：您觉得一位妇产科医生必备的素质是什么？

张丽珠：你要理解妇女的痛苦和她们人生的波折。妇产科医生直接服务的对象盖住了半边天，她们的健康和幸福不可小视。在第一例试管婴儿顺利出生后，我收到了很多不育症患者的来信。她们向我诉说她们的痛苦，她们说在别人面前感到很自卑，人家都有孩子，而她们没有；不是她们不想要，而是她们要不了。有的甚至导致夫妇感情不好了，婆媳关系不和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马上就要破裂了。而我是医生，病人有苦痛，我就要为她们解决。

记 者：年青一代的妇产科医生正在成长，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张丽珠：现在条件好了，做试管婴儿的不孕家庭越来越多。在试管婴儿室，医生为一位病人取完卵，护士马上推进来另一位病人。不像以前，我们什么都亲自做，从卵子和精子融合之前就开始关注一个生命，到它在母亲体内安顿下来，再到它平平安安来到人世间，甚至连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我们心头的牵挂。当技术成熟之后，这些或许不那么必要了，但技术背后的人性化、个体化服务理念一定不能丢。

我的父亲曾勉励我——“辛辛尽吾时，不知有穷遏。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加倍努力，发挥聪明才干。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老人在某些方面也能拉你一把、搀你一下，我很乐意为之。

20年前，一声嘹亮的啼哭宣告了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作为这个小生命的缔造者，张丽珠的激动之情一点儿也不亚于婴儿的母亲。

10年前，在这位幸运儿的10岁生日庆祝会上，孩子的母亲拉着张丽珠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您圆了一个39岁女人做母亲的梦！”

而今，时隔廿载的喜相逢，曾经的那个小生命已成长为一名开朗上进的大学生，而耄耋之年的张丽珠端详着这个孩子，眼神一如20年前慈爱和惊喜。

岁月留痕，张丽珠留给母亲们的是爱的延续和一个个美好生命的成长足迹。

“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萌珠出生了。体重7斤8两，身长52厘米。”20年过去了，许多过往的人和事都有点模糊，可是张丽珠对这个小生命——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时的记忆仍清晰如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保存着的一份档案，清楚地记载了该婴儿的孕育过程：

1987年6月24日，张丽珠在给一位有20年不孕病史的妇女做开腹手术的同时，吸取卵泡，获得4个成熟的卵子；然后，将这位妇女丈夫的精液进行两次清洗，加入培养液。待最活跃精子上游获得穿透卵子能力时，进行体外受精。

6月25日，在显微镜下，张丽珠惊喜地看见了受精卵的雄原核与雌原核。体外受精成功了！珍贵的4个受精卵分别被放入生长液中继续培养。

6月26日，有的受精卵分裂为3～4个细胞，有的分裂为4～5个细胞，即已成胚胎。张丽珠用一根特制的塑料管将胚胎植入妇女子宫内。

7月10日，妇女出现早孕反应。

8月3日，B超检查发现胎儿心脏搏动，生命过程已经开始！

7个月后，一个小生命的呱呱坠地，使张丽珠置身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张丽珠和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就开始了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的研究。“在正常情况下，精子和卵子在输卵管碰头，结合成胚胎，继而在子宫内发育，这叫怀孕。如果输卵管不通，精子和卵子碰不上头，就谈不上怀孕了。”张丽珠说，“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做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让精子和卵子在体外碰头，形成胚胎后再移植到子宫里去。”

尽管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10年前就已在英国诞生，几年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各有一例试管婴儿诞生的报道，但张丽珠面对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穷二白”的科研条件。当时通用的取卵技术是腹腔镜取卵。可是，在大量病例的调查研究中，张丽珠发现中国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北方的输卵管阻塞病症，有31.3%由结核引起。“对这些病人使用腹腔镜，根本看不见卵巢表面，看不见卵泡。在初期，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疾病的同时取卵，用手摸到卵泡所在。后来，这一技术发展为在B超引导下一根针取卵。”张丽珠回忆说。

取卵用的引导穿刺针，当时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根，不能用一次就扔。怎么办呢？只能清洗、消毒后再用。可时间长了，穿刺用的针头却变钝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张丽珠竟像变魔术似的把钝了的针头又恢复了原样。在大家好奇地追问下，张丽珠道出实情：“钟表匠干的都是细致活儿，我就请他来修理修理我们手术用的针，直到后来，针头上的螺纹全部磨光了。”同事们说，在老太太眼里，“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卵子取出来后，须立即进行体外受精。张丽珠说：“我们经常是双手捧着放在保温瓶内的几管刚吸出来的卵泡液，一路小跑穿过操场，送到组织胚胎教研组去寻找卵子，哪像现在从一个窗口递进去就行了！”

这样的尝试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在萌珠出生前，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方法张丽珠做了12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她灰心。凭着这样一股子劲儿，1988年3月18日，我国大陆首例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也在张丽珠带领的团队手中诞生，而第二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5月27日诞生。这些成果先后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张丽珠作为项目第一完成者，并没有就此“收手”。1989年底，她开创的B超下一根针取卵因创伤小、可重复进行，被列为常规取卵法。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进行试管婴儿周期1300多次，使临床妊娠率从早期的6.4%上升至32%，活婴率达到20%。中国由此在这一技术上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上世纪90年代初，张丽珠独辟蹊径使一位因染色体异常、自身卵细胞不可用而屡次怀孕失败的患者成功做了母亲。这样，我国大陆首例赠卵试管婴儿于1992年6月12日出生了。张丽珠的患者中有一位40多岁、将近绝经的女教师，其子15岁时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在张丽珠的帮助下，女教师接受赠卵，并成功分娩。赠卵试管婴儿技术在计划生育中的生殖保险意义凸现出来。

3年之后，我国大陆首例冻融胚胎移植成功，又是出自张丽珠之手。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平静地说：“目前，生殖学已经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做不完的工作还在继续呢。”

从病人那里得到安慰和满足

冻融技术面世后，很多人非常震惊，因为患者是一位先天性无卵巢无月经的妇女，而其丈夫又患有无精症。媒体不断要求会见患者，张丽珠坚决反对，因此被人误解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事”。面对人们的不理解，张丽珠说：“他们毫不懂得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一条：医生除了无私地为病人进行诊治外，还要尽量保障病人的隐私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试管婴儿这种非自然孕育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受到排斥。有人曾责问张丽珠：“中国那么多人口，你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你这不是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么！”张丽珠赶紧查阅了相关文件，发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少生、优生，但还有一条：帮助不孕的病人怀孕。看到这一条，张丽珠心里踏实了。

后来，又有人称，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更有可能患上自闭症、癌症、脑瘫、智障等疾病。对此，张丽珠细心关注了国际和国内的最新调查结果，发现接受试管婴儿技术治疗的不孕夫妇，生出表形缺陷儿的发生率与正常人群相似，两者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

除了对技术本身的质疑，试管婴儿技术更多地面临着伦理上的拷问。当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出生后，电视节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位老太太面对孙子如果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而来的假设，当即坚决地表示：“他不是我孙子，让他滚。”张丽珠说：“当听到老太太说‘让他滚’三个字的时候，我就像听到她让我滚一样，心里很难受。”

但是，患者的期待和感激让张丽珠有了前行的力量。

一位患者在寄给张丽珠的贺年卡上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了。我们拥有爱，拥有家庭，却没有新生命，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还有一些患者进门就说：“医生，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再要不行，我们就认命了。”张丽珠说：“病人的迫切希望让我觉得有责任搞好试管婴儿技术。”

尽管有难受的时候，但张丽珠依然觉得值得。这几年，她走在路上或逛商店的时候，经常有人走过来握住她的手说：“我的儿子就是你接的生，他已经30多岁了。”也有人突然过来给她鞠个躬说：“我的手术是您做的，您救了我的命。”虽然也遭受过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重压，张丽珠却说：“我们能从病人那里得到安慰，从好的治疗效果中得到满足。”

除了祖国，处处都不可为家

1944年，张丽珠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内科，一是妇产科。她选择了后者，在上海沪西妇产医院做了两年住院医师。此后的60多年，她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妇产科。

抗战胜利后，张丽珠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和局部解剖学，后又在霍布金斯大学学习妇科病理和妇科手术。此时，她在学术上的造诣初露端倪。由于她所做的肿瘤早期诊断课题属前沿领域，张丽珠很快接到了英国玛丽居里医院的聘书。1950年10月，张丽珠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

正当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丽珠决定辞掉工作，重返祖国。“出国就是为了学本领，学成后就应该回来。1951年起，我一心一意想回来。” 张丽珠说。没想到，回国的第一步就遭遇暗礁——有人向她索要“入境准许证”，否则不卖船票。张丽珠急了：“我回自己的祖国还要准许证？”无奈之下，只好托人帮忙周旋。一边焦急等待，一边在巴黎参观访问的张丽珠不久收到了国内来的电报，上面只有5个字：“欢迎你回国”。张丽珠却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后来她说，“这是一个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通知”。

回国途经香港，张丽珠借机参观了香港的学校和医院。医院方面听说张丽珠的父母

早已去世，国内了无牵挂时，试图挽留她：“像你这样的人，何处不可为家？”张丽珠拒绝了。在她心中，除了祖国，处处都不可为家。当她终于踏上大陆，第一次亲眼看见珠江上空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时，禁不住心潮澎湃。

受着西洋教育的张丽珠回国后给北京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时，却能做到“一个英文词儿不露,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表达出来了”。让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她讲课时的开场白——“今天很高兴在课堂上和大家见面”，很有异国风味。

此后的道路开始崎岖不平。1964年和1969年，张丽珠响应号召随同巡回医疗队来到农村。在延庆的一个村庄，有一位老大娘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整个子宫带着膀胱和直肠挂在阴道外面，多年不曾下炕。在军宣队的督促下，张丽珠开始给大娘做手术。因为病人子宫粘连严重，张丽珠只好小心翼翼地剥离。手术进行中，病人血压已经很低，处于半休克状态，情况紧急。军宣队讨论之后，诊断为内出血，命令张丽珠开腹止血。张丽珠不肯做，她认为病人应该输血。“我知道不听他们的话，如果大娘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成。”但病情不允许她照他们说的办。张丽珠冒着风险坚持自己的主张，让同来的医生都为她捏了把汗。万幸的是，在张丽珠的治疗下，第二天大娘的血压慢慢上升，好了起来。等到春暖花开，大娘下地了，可以上山看桃花了。张丽珠这才回医疗队。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文革”浩劫。后来，有很多人对张丽珠说：“你当年要是留在香港就好了。”张丽珠不以为然。她还记得自己独自来到老乡家时，他们会偷偷地为她沏糖水，老乡的朴实憨厚张丽珠铭记在心头。当记者问她：“你现在对回国觉得懊悔吗？”张丽珠答：“时到如今，‘懊悔’这两个字也绝不会从我口中说出。”

她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逆境对张丽珠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挑战。她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攀登医学的高峰，不是一跃而上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

1955年，张丽珠开始担任国内第一批妇产科研究生的导师。她对医学进展非常关注，经她提出的研究课题有着广阔的前景，如“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热点。1960年，大批女学生闭经事件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进行深入的调查，奠定了对各种病理闭经的大病机制和诊治的研究基础。她还最早将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GnRH-α应用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挽救了不少濒临死亡的患者。

一位研究生在写给张丽珠的信中坦言：“您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不光做研究，就是在查房中，张丽珠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她要求主管医师要对自己的病人完全了解，将病人的情况牢记在心。“最让我不耐烦的是，医生手拿病历，照本宣科，回答患者问题的时候还必须先翻阅病历。”

“扎实的功底”是张丽珠在教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的，她告诉他们不要一心想着“走捷径”。“譬如，妇科检查中最基本的一项是阴道检查，但现在一些医生更依赖仪器。在门诊问了病史，就做阴道B超。而子宫直肠窝的结节伴有明显触痛或附件区压痛，不做阴道检查很可能被漏诊。另外，做阴道检查时，医生应当将左手深入阴道，肘部和前臂呈90度角，以身体前部顶住肘部向前，使前进力量受到控制，而右手用来持器械。最近一位妇产科医生告诉我，医院用左手做阴道检查的医生只有她一人了。对新事物、新技术跟得紧是应该的，但丢了妇产科的优良传统使我痛心。”张丽珠有些忧虑地说。

虽有风风雨雨，却无怨无悔

在一双儿女眼里，张丽珠也是一位严格的母亲。

儿子小学时酷爱乒乓球，暑假期间到体育场接受集训。他是年龄最小的队员，对体育场的生活很不习惯，几天后跑回了家。当时，张丽珠狠狠地训了儿子。1969年，儿子被发配到北大荒，刚去就遇上了饥荒，很多同去的学生都回来了，他却咬着牙写信给妈妈：“我仍然记得当年您的教诲。妈妈，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做一名逃兵。”

由于工作繁忙，张丽珠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女儿至今仍在抱怨，妈妈的奶她从没有吃过一口。女儿念小学时有一篇作文得了奖，回家兴冲冲地告诉妈妈。妈妈问她：“作文的内容是什么？”女儿说：“妈妈夜里又被人叫去抢救病人，我多么想跟妈妈在一起呀。”

张丽珠自嘲地说，“母亲我当得很不像样，但我却要为很多母亲尽心”。事实上，最初学医并非她的志愿。在1937年，她一个小女子却怀抱“航空救国”的宏大志向。然而，兵荒马乱的时代，家里不允许她走一条艰难而前途未卜的道路。几经周折，张丽珠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38年，父亲张耀曾突然因病去世，对张丽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纪念父亲的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她记住了——“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就是这句话坚定了张丽珠学医的信心：“我感到了医生的重要，而且我要做一名好医生，治病救人。”

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伴唐有祺教授认为：一个不关心别人困难的人，是很难做医生的。一个医生没有眼光和胆识，也很难有所成就。他这样评价张丽珠：“这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虽有风风雨雨，却无怨无悔。”

张丽珠小传 白族，1921年生于上海，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学专家。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46～1951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美国纽约医院、英国伦敦玛丽居里医院等从事妇产科内分泌、病理学和肿瘤学临床研究。1952年调入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1958年参加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创建，任妇产科主任至1984年。1982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起任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1986年主持国家 “七·五”攻关课题“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培育了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妇产科分册》、《妇产科临床经验教训101例》等，参与编写《临床妇产科学》、《人类生殖调节图谱》及《中华妇产科》等多部著作，曾担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多年。

（本版照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