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非遗“张一帖”传承录

“张一帖”为新安医学中较少能延续至今的一支，也是目前新安医学唯一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医学家族。通过第14代传人张舜华的讲述，让我们走进当年新安江畔中医传承发展的那些事

此次，借《走进名医--当代名中医风采视频》课题研究的机会，我们有幸近距离接触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安张一帖第14及第15代传人。在拍摄访谈之前，课题组成员对张一帖及其第十四代传人李济仁、张舜华二位国医的了解多来自书籍和相关杂志论文。尤其是张舜华先生，外界仅知张老是著名的女国医，而鲜有人知晓其作为张一帖第14代传人的艰苦经历及付出。

张一帖所在的古徽州地区是中国文化的一处圣地。张一帖第15代传人张其成教授常举徽州朱熹、戴震、胡适三位中国学术史上的巨擘来说明这一点。长久以来传统文化与中医在此地相互孳乳，逐渐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中医学派--新安医学。新安医学历代医家如潺潺流淌的新安江水，默默滋养着徽州的一方百姓。张一帖即是这众多新安医家的一支，这一支传至张舜华先生时已历经13代。然而第13代传人张根桂先生膝下独子早夭，仅余四女。“封建”的张先生眼见祖传医术无以为继，抑郁与失落之情使其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眼见父亲每日郁郁寡欢，女儿张舜华毅然决定从父学医，宁可因此而牺牲自我也无怨无悔。在此次视频访谈时，李、张二老及其子女道出了第14代张一帖艰辛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医路。

传承危机

20世纪40年代，少年李济仁求学于张一帖定潭老家附近的一位当地名医。因家境不济，年轻的李元善（李济仁教授原名）便就近栖身于一座寺庙中，诵习医书。3年过去，李元善渐感学已有得，师门所授已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犹如当年朱丹溪拜求罗知悌，上进的学生总是想投于高人门下。就在此时，李元善关注到一个极为有趣的村景，这也是他可以继续进修医业的一个契机。李老回忆道：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学习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都学到那个时候，看到那么晚还有人在匆匆赶路，自然很好奇。结果一问，都是说去定潭找张一帖，‘赶定潭喂’。后来我知道了，不需要问，只要遇到这个肯定是赶定潭。这个张一帖我也知道，在我目睹了这个事实后，说明这个张一帖不得了。为什么呢？他这个赶定潭都是急症呢！那个时候没送医院那么回事，就是赶定潭。地方上有个习惯，如果你这个病没有赶定潭，死了，底下所有群众要责问，为什么不赶定潭？其他的子女也要责备，这个毛病为什么不去赶定潭呢？”

李老次子李梃提起这段往事时为我们诵读了一句当地谚语：“定潭向有车头寺，半夜敲门一帖传。”可以想见，当年年轻的李元善在庙中询问持火把的“赶定潭”者是怎样一番景象了。李元善因此决定更进一步求师张一帖，这亦是张舜华立志学医，继承家学的关键时刻。然而，“封建”的张根桂严格地以三从四德管束着他的女儿们，并无意将医术传与女儿家。张老回忆那时的父亲：

“他对我们的要求：不准出家门，看戏也不准去。我父亲身体不好，为什么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儿子，忧郁。”

在“传男不传女”的“封建”思想影响下，膝下无子的现实让忧郁的张根桂老先生的身体日渐羸弱。没有亲历那个时代，70、80后的我们无法理解，要击碎那样固执与矜持的封建理念坚冰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事的张舜华意识到传承张一帖于疾困危难之时决生死、起沉疴的大医精神是何其宝贵的财富，毅然决然地立志要传习家父医学。而张老父亲对此给出的却是令女儿极为失望的回应：

“我教你干什么？教你以后张一帖不知道搞哪里去了，不教，我宁愿死了烂了也不教。”

张根桂老先生甚至慨叹地作诗一首以抒其膝下无子的忧郁之情：

此命生来竟若何，前途辛苦后奔波。

可怜一对贤夫妇，专为人家养老婆。

矢志于医

传统的固念紧紧地束缚着张家年仅十一二岁女儿“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心。但意志坚定的少年张舜华并未就此放弃，眼看父亲身体日渐憔悴，既孝顺又一心矢志于医的她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打动父亲，将父亲的医术学到手，传承张一帖，尽最大努力让老人不因后继无人而抱憾终身。

张一帖不仅在家中就诊，而且随时出门应诊。张舜华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我爸爸不肯教我，另外我还小，我就想办法感动他。那时我爸爸觉得病家好苦，虽然他身体不好，一直生病着，但病家天天找他，他还要出诊，甚至晚上也经常要出去；有时出诊走不动了，晚上就睡在路上。我对爸爸孝顺得不得了，我半夜一个人都要摸出去，半背半拉，把他接回家，硬是要感动他。”

在仍处动荡年代的旧中国，风雨飘摇下的世医张一帖从李济仁、张舜华两位少年的身上看到了再传的希望。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村尚未通电，定潭乡村里一位稚气未消的小姑娘时常奔走于漆黑的山坳间，搀扶出诊后疲惫返家的父亲，肩上扛着的是在父亲眼里看来即将要失传的十几代家业。在女儿的感化下，父亲终于同意其跟师学医。但张老父亲同时立下规矩。张老说：

“我父亲那时还立了个规矩给我，‘你要就不学，要学就学好。学好以后要么不嫁人，要么就找上门女婿，要守规矩。’我一切都遵照，我一心想学医，而且要学就得比男的还要好。还有就是要写证明，保证张一帖不能失传。”

一切尚未开始，似乎就已经举步维艰，因为在尚未步入新中国的时代，女儿家行医远比她想象中要艰辛万倍。且张根桂先生有着严格的家规，对于女儿学医，除上述的规矩外，跟诊时的限制和约束也颇为苛刻。张老回忆当时的情景：

“以前跟我爸爸（出诊），他重男轻女，很困难，跟他出去要装哑巴，不准讲话。到哪里出诊，一进家门，马上看病，要把处方开好后再能吃饭。”

终于得到在父亲身边看病跟诊的机会令年少的张舜华喜出望外。她虽然跟诊时不能说话，但一切都看在眼里学在心里，父亲的医术令她叹服，每一次跟诊都夯实着她努力学医的心志。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16岁的张舜华便已经能够开始独立出诊行医。

于我们摄制组人员看来，走进新安江一湾碧水，两岸青山，感受到的是美景中的惬意。而在那个仅能用火把照明的年代，经常要夜间出诊穿梭山里乡间，对一个年轻小伙尚且不易，何况当时的张舜华仅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而张老却说：

“我胆子大，我是这么想的，看病是做好事，为什么要怕呢？不怕，（出诊）都是在山坳里，我也不怕。”

不是单纯的说胆大就能拥有一颗真正无所畏惧的心，张舜华年少时就能有如此胆略应归属于张一帖世传医德医风的浸染，父亲的言传身教使得她不论于何时何地出诊，都勇往直前。张老同时给我们讲述一个她父亲舍命救患者的事例：

“有一次发大水，（新安江）那河边撑渡的没哪个敢撑，结果那边（对岸）树底下躺了一个人，生了重病。我爸爸出高价都没人敢撑，他再没法子了，就自己撑渡赶到河那边去，把那个人弄到家里来医治。治好了以后，那人还活了好几十年。”

巾帼郎中

1957年，张根桂先生去世。次年，李济仁调入歙县人民医院工作。张一帖所有的诊务由年仅22岁的张舜华一人承担。虽已解放，山区民众旧有的传统理念并未有太多改变。乡里乡亲并不是很适应这位年轻的张一帖女掌门。见到这位年轻的女郎中，患者多数心怀疑虑，出诊时还常常引来许多围观的群众。人们好奇这样一位稚气未消的小女子能有怎样的手段治病，她真从她父亲手中学到了张一帖的本事？张老回忆这样的情景只是笑着说：“当时好多好多人看（围观）。”李梃老师补充道：

“围了很多人看，还考她。一个小女孩怎么会看病呢？就考她号脉的水平。有一天她遇到一个淳安的病号，从头到尾不讲话，她问也不理，只让帮他号脉，再把舌头给看一下，对方就是想考她，看看她的学问怎么样？女孩子的学问怎么样？我妈妈确实不负众望，直接用药把他看好。当地人非常佩服。”

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行医担负着一种责任，对于年轻的张舜华也不例外。这种责任在缺医少药的乡间显得更为沉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与打拼，年轻的张舜华已经在乡间打开一片天地，医名也传得很远。愈来愈多的病家要求这位张一帖的新掌门出诊看病。张舜华急病家所急，不论多远多险的地方，有求必应。1957年十二月初二，白杨镇的一位伤寒病者，高烧不退，赶来求诊。其时张舜华尚在丧期，并应母命将在次日与李济仁成亲。但她闻讯后还是毅然赴诊。张老回忆道：

“当时这位东家请了三位医生，每个医生的药吃下去后等两个时辰（四个小时）。要是高烧没退，就换下一个医生的药。病不治好不准走。最后还是吃了我的药才退了烧。等我回家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婚宴早就结束了。”

随着诊务日渐繁忙，张舜华几乎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出诊，出诊的日程经常要排到三天甚至一周以后，遇到急症则要随时出诊。其间五个子女也相继问世。次女李艳主任医师说：

“我妈怀我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饿了就用蕨菜或白开水充饥，就这样她还需要出诊。一次在白杨长坑村看了三十几个病号，回家的时候已饿得头晕眼花，突然失足从山坳上滚了下来，掉到田里，左腿膝盖摔伤了，骨头都露出来了，现在还有个明显的疤。”

还有一次张舜华在出诊途中突然滑倒，掉进了甘草丛中。锋利的叶片深深地刺入了她的右眼皮。当时四周无人，她咬牙将甘草叶拔出，瞬间血流如注。静静坐了半小时后，张舜华用衣服裹住头部，一个人慢慢回了家。

在张老行医的过程中还有更为艰难的经历。比如在生下长子张其成刚二十几天，洽河村群众突感麻疹，包括一位官员的儿子。这位官员点名要张舜华出诊，并说：如果看不好，开除公职，不准行医！张舜华无奈只能放下襁褓中的儿子出诊。一连看了七十几个病号，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家。可怜的小其成因照料不当，得了急性肺炎，差点夭折。又如文革期间武斗的一方有人受了重伤待治。适值张舜华临盆在即，武斗人员依然开着警车前来对她说：把生小孩需要的衣服带上，跟我们去看病。李梃回忆起这些事说：

“在乡下作为一个女医生，无论是开诊所还是行医都是非常困难的。”

1958年李济仁又调往省城合肥工作，张舜华却一直坚守在家乡。她时常背着小孩，挎着药箱行走山间，往往一趟就是徒步行走几十里地，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老说：

“老头子（李济仁）跟我分开24年。那时为了张一帖，再为了几个孩子，5个孩子我一个人带。如果我去合肥张一帖没法传下去，另外几个孩子都带去，老头子一个人负担不了，生活上也不方便。我这个人性格强。那时候没得吃，没得住，怎么过过来的呢？要做家务，房子又没得住，还要盖房子。我那个时候想，我在这个地方跌倒的（房子被拆，祖业在文革时又遭破坏），应该在这个地方爬起来。病人叫到我我就去，背着小孩，带着药箱到外面去跑。群众给我几句话：‘铁打的身体，马不停蹄，上到北京，下跑遍农村。’”

一帖美名

张一帖擅治急症，对症一剂即效是“一帖”得名之由。这是张一帖的看家本领，张老悉数传习下来。她回想当年用药的情形：

“我父亲用药狠，他看病看到厉害的病人就拔草、搞草药。春秋一棵草。譬如：淌鼻血，就搞点井苔塞住，或用仙鹤草搅汁塞鼻。有些小儿急症，边草药，边针灸；一些发狂的、发神经的精神分裂症，有些要打人，先用大剂量草药或金石药将他镇静住，然后再开大处方用药；遇到热症，先服鸭跖草退热。如热不退，再服“三人扛珠”（一根杆三个叶子，中间一颗珠，形状像三个人扛一颗珠）。看病要看准，看准后用重剂。如狂症，用大量镇惊的药，我用药比较狠，大黄60克。我用重（剂量）药，我盖章。”

“还有一个武阳虎豹山的病号，大便闭塞，当地医院用大黄等泻药医治，未见成效。我背着李标（四子）去出诊。因武阳和定潭不属同一个行政区，此举引起当地医生的不快，武阳区医院特地派了一个医生跟着，看我怎么用药。我不取下泻而用升麻类上提之药。开完药方对病人说，‘吃药后三更前大便不通气，棺材摆着等’。结果到了第二天病人家属兴冲冲地提着礼物来感谢了。”

张一帖尤擅治劳累伤寒，张一帖末药即是针对此证而设。尽管张一帖末药的由来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但从张老的话中，我们仍不难看出，张一帖沿袭的仍是仲景一脉，治疗常以伤寒为宗，正如张老所说：“伤寒少阳证一定用小柴胡汤”。对于张一帖的用药特点，此前我们只知末药的神奇与一剂即效的“一帖”美名，但经张老亲述后，又有了另外一种深切的感受。

不但如此，张舜华还经常免费为贫困的患者送医送药，使张一帖的医德与医术一样为人称道。值得一提的是，在70年代初，张舜华为屯溪（现黄山市）水运社的职工医治好了各种疑难杂症。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水运社的电影放映人员特地赶到定潭播放露天电影，凡有新片必来。每有电影放映，村民们必奔走相告，邻近村里的人也纷纷赶来，象过节一样。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80年代张舜华调至芜湖工作为止。考虑到那一时代物质文化生活的贫瘠，张舜华确实做了一件福祉乡邻的善事。

风雨前行

张根桂先生去世时，大女儿早已嫁人，老二张舜华比两位妹妹大出约十几岁，一家老少都需要她一人照料，诊务之外的家务也落在年轻的张舜华肩上。又时逢乡里移民，旧房子被拆，为了将张一帖继承下去，还要另起新房，生活的担子十分沉重。年轻的张舜华出诊归来，回到家后便在煤油灯下看医书，做女工，哺育子女。沉重的家务和繁忙的诊务并未将其压垮，反而愈发铸就了她坚忍不拔的意志。张老对我们说：

“有时候一个晚上不睡，平常（只睡）四个小时，缝补啊，看书啊，做鞋。（我妈妈做了几百双鞋，幼子李梢述），一边纳鞋底一边看书，当时都是煤油灯。对子女医术的传授也是一边纳鞋底一边教的。来个病人，怎么看，什么特点，搭脉怎么搭，脉象怎么样。有空就把孩子们牵出去，上山去认药，找草药。一个一个地带，几个都是这么教的。”

张其成教授谈起母亲时如是说：

“我母亲的个性可概括为坚强、勤奋、刚毅、隐忍。我是最调皮、最淘气的，兄弟姐妹之间也经常要打架，吵嘴，经常是这样，所以她也很烦神，这时候我母亲给予的是一种特殊的母爱，她那种母爱表现的是什么，不是说来溺爱你，或者是表现得柔弱的那方面，她不是，她给我们看就是那种坚强的（一面）。比如她曾自己为自己的小腿开刀治疗痈肿。她这么辛苦吧，我们从来没看见我母亲流一滴眼泪，从来没看见过，她什么都是默默地自己承担，隐忍。对，还有那么一次，是我的父亲被打成那个什么‘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然后还游街，批斗。大家都知道，文革期间夫妻反目的太多了，我母亲的上司就来动员我的母亲说你跟你丈夫应该要划清界线，要分离、要离婚，当时我母亲坚决不答应，还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就八个字：好好改造，家里放心。这样就解除了我父亲的后顾之忧。”

然而，长期过度的诊务及生活重荷让“铁打的身体”也承担不起。时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子女五人逐渐成人，并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时，张舜华已不再年轻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1998年，张老突发疾病，卧倒在床。其时小儿子李梢在家从师二老就读研究生三年，即将考博。李梢教授回忆道：

“就是在1998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妈当时话说不出来，脑出血嘛。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不考了，留在他们身边照应他们。我妈辛苦一辈子了，他们本来是打算让我这个最小的也把书读出来，他们就可以轻松一点。我妈因为脑出血已经不能说话了，中风偏瘫，只有一只手能动，她一只手还帮我理扣子。我就说我是不是就不考了，留下来陪你，然后看她摇摇头；我说你是不是还是希望我考，然后她点了点头。所以我就考了。考上了以后，我们把妈妈接到北京康复研究中心进行康复训练，康复训练的时候我妈妈就自己锻炼，当时我背着我妈妈的时候，肉都是挂下来的，她就坚持着，特别坚强地去锻炼走路。从1998年到现在，15年了她天天锻炼，不管天气怎么样，即使下雪刮风她都要到外面去走，她还走楼梯，从楼梯走上来，天天这么锻炼，同时给自己开药调理，现在除了右手、右腿不太方便，其他方面恢复得都挺好。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我妈中风以后仍在为患者看病。在北京康复医院就看好了几十位病人。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贵。说大一点，支撑这个家族十几代传下来的，就是她这种精神。这个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亲身经历的。”

铁打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就是这样一直伴随着这位老人的一生，采访行将结束时，我们问张老：“您对张一帖医术的传承有怎样的期望？”张老说：

“希望张一帖一代一代传下去，我手上十四代，他们（指着张其成、李艳、李梃、李标、李梢五兄妹的相片）15代，16代有我孙子、孙女儿跟我学了。我现在还有精力，还要给人看病，病家苦。我还想在中医院校设立奖学金，用来鼓励从事中医事业的优秀人才。（注：李济仁张舜华国医奖于2012年8月正式设立，由张其成国学基金管理办公室进行管理）”

张一帖仍在，我们已看不到年轻的张舜华。在静静流淌的新安江水旁，张老坐在轮椅上默默地随着我们寻访张一帖旧址。潋滟的水波映射出老人脸上的沧桑，及其神态中依旧透出的那一股“铁打”的坚毅。曾经灿若星辰的新安医家如今只剩寥寥可数的几支。张一帖能够沿传至今，我们应当庆幸，庆幸并感怀当年的新安江畔曾有一位十几岁的“巾帼郎中”为此所付出的一切。